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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颂诗经》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度一古琴学习教材)

2016-9-4 11:06| 发布者: 度一学堂| 查看: 1945| 评论: 0

摘要: 《琴颂诗经》(套装共2册)作者:杨青 曹雅欣包装:精装开本:16开《琴颂诗经》人民音乐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发行本书将《四库全书》中的“诗经”琴谱改编、打谱成为16首可演唱的“诗经”,用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古 ...

《琴颂诗经》(套装共2册)

作者:杨青 曹雅欣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79元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8018898326


《琴颂诗经》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6年8月出版发行


本书将《四库全书》中的“诗经”琴谱改编、打谱成为16首可演唱的“诗经”,用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古琴演绎出来,将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活化”,让原本艰深的国学经典和古琴艺术完美结合,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迷人魅力,向广大中外读者传播古琴文化和国学经典。


(宋)马和之《豳风图卷》局部


《诗经》是所有诗词歌赋的总源头,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诗经》本是篇篇可唱,如《墨子•公孟篇》中所描述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而今,人们学习欣赏《诗经》时,音乐早不可闻,只能朗读而无法吟唱,成为千古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经典重现,《琴颂诗经》应运而生。我们将《四库全书》中的“诗经”琴谱改编、打谱而成16首可演唱的“诗经”。用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古琴演绎出来,将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活化”,让原本艰深的国学经典和古琴艺术完美结合,大大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直观性与接受度。


本套书分为“赏文”(中文原诗、白话译文、插图、英文原诗、文化解读)与“奏谱”(古琴减字谱、简谱、五线谱)两册,四色彩印,装帧精美。我们还邀请到新文人画派代表人物于水创作绘制了16幅精彩插画。另有MP3两张,一张是《诗经》琴歌演唱欣赏,一张是配乐《诗经》文化解说。



值得一提的是,《琴颂诗经》中的部分曲目是用明代著名“四王琴”之一的益王琴“龙吟”弹奏录制的。“龙吟”琴音色古雅,音韵悠长,漆色斑斓,手感舒适。泠泠然有钟磬之声,淳和淡雅中有金石之韵,为传世古琴中不可多得的演奏级古琴。


《琴颂诗经》将于本月底上市,我们希望以“古琴”为媒介,用独特的“古琴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希望通过用当代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文化解读、绘画展示、音响光盘)向中外读者介绍古琴文化和国学经典,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迷人魅力。


【光盘目录】

编辑推荐

  《诗经》是所有诗词歌赋的总源头,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诗经》本是篇篇可唱,如《墨子?公孟篇》中所描述的“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而今,人们学习欣赏《诗经》时,音乐早不可闻,只能朗读而无法吟唱,成为千古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经典重现,《琴颂诗经》应运而生。我们将《四库全书》中的“诗经”琴谱改编、打谱而成16首可演唱的“诗经”。用中国古老的乐器——古琴演绎出来,将中国古老的诗歌“活化”,让原本艰深的国学经典和古琴艺术完美结合,大大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直观性与接受度。 
  本套书分为“赏文”(中文原诗、白话译文、插图、英文原诗、文化解读)与“奏谱”(古琴减字谱、简谱、五线谱)两册,四色彩印,装帧精美。我们还邀请到新文人画派代表人物于水创作绘制了16幅精彩插画。另有MP3两张,一张是《诗经》琴歌演唱欣赏,一张是配乐《诗经》文化解说。 
  值得一提的是,《琴颂诗经》中的部分曲目是用明代著名“四王琴”之一的益王琴“龙吟”弹奏录制的。“龙吟”琴音色古雅,音韵悠长,漆色斑斓,手感舒适。泠泠然有钟磬之声,淳和淡雅中有金石之韵,为传世古琴中不可多得的演奏级古琴。 
  《琴颂诗经》的出版,寄希望以“古琴”为媒介,用独特的“古琴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希望通过用当代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文化解读、绘画展示、音响光盘)向中外读者介绍古琴文化和国学经典,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迷人魅力。 


内容简介

  《琴颂诗经》是我社推出的“琴语”系列图书中的一册。《诗经》是所有诗词歌赋的总源头,是中国文学的起点和至高点。而《诗经》三百零五篇,本就是篇篇可唱的,但如今人们学习欣赏《诗经》时,只能朗读而无法唱诵,成为千古遗憾。本书将《四库全书》中的“诗经”琴谱改编、打谱而成为16首可演唱的“诗经”,用中国古老的乐器——古琴演绎出来,将中国古老的诗歌“活化”,让原本艰深的国学经典和古琴艺术完美结合,同时与大众的需求和渴望做了极其有效和实用的对接,大大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直观性与接受度。 
  本套书分为“赏文”(中文原诗与白话译文、插图、英文原诗、文化解读)与“奏谱”(古琴减字谱、简谱、五线谱)两册,四色彩印,装帧精美。本书还邀请到新文人画派代表人物于水创作绘制了16幅精彩插画。另有MP3两张,一张是诗经琴歌演唱欣赏,一张是配乐诗经文化解说。 
  本书的策划初衷就是想以“古琴”为媒介,用独特的“古琴语言”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希望通过用当代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文化解读、绘画展示、音响光盘)向中外读者传播古琴文化和国学经典的优秀著作,再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迷人魅力,激发人们对古琴艺术与国学经典的热爱和向往。 


精彩书摘

  【诗经原文】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白话译文】 
  雎鸠关关相对唱,双栖河里小岛上。纯洁美丽好姑娘,真是我的好对象。 
  长长短短鲜荇菜,顺着水流左右采。纯洁美丽好姑娘,白天想她梦里爱。 
  追求姑娘难实现,醒来梦里意常牵。相思深情无限长,翻来覆去难成眠。 
  长长短短荇菜鲜,采了左边采右边。纯洁美丽好姑娘,弹琴奏瑟亲无间。 
  长长短短鲜荇菜,左采右采拣拣开。纯洁美丽好姑娘,敲钟打鼓娶过来。 
  【文化解读】 
  《关雎》——有礼有节的爱 
  (一)语言艺术 
  《关雎》是《诗经》首篇,饱含着浓厚的浪漫气息和不加掩饰的情思,它具有中国文学童年时期特有的自然风流。正因为发乎自然,所以才贴近真实、直指人心,历经时代的变迁,它带给人的感动却不随时间改变。因为出于真情、关注真心的文字,何时读来都是没有障碍的。 
  所以距离《诗经》诞生的周代虽已两千余年,可是读《关雎》时,却不曾产生历史隔阂: 
  我们依然会随诗篇遥想那“窈窕淑女”的身姿,并被之吸引; 
  我们也依然会毫不费力地理解对于意中人“求之不得”的辛苦,并为那份“辗转反侧”的无眠思念而叹息,甚至感同身受; 
  我们至今还常常见到为了讨女孩子欢心,男孩在楼下弹着吉他,“琴瑟友之”一般的示好; 
  我们也会强烈地向往着求得佳人、皆大欢喜时,“钟鼓乐之”鼓乐齐鸣的幸福画面,如同是盛大婚礼的场景。 
  ——因此,《诗经》虽然古老,古老到几乎是中国诗、乐、舞等多种艺术的源头,但却与今天的我们并无多少隔阂。 
  因为,诗的本质属性,就是为了表达情感意志,而不是为了花哨地卖弄、不是为了别扭地造作、不是为了格调的标榜,是完全出于内心真实的强烈情感需求,转化出来表述成了诗的语言。“诗言志”,用诗表达情志,这才应该是诗的根本意义。 
  《毛诗序》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动于中的情才是最重要的,形于言的那些诗的言辞,不过是让胸中的情志表达得更为精炼、妥帖、经典、隽永。也正因此,一句好诗,不仅只是诗咏者本人的个体私语,还能成为传唱者广泛的群体共鸣,适用于更多场合。 
  《诗经》就正是如此。在春秋时代,人们是以诗来作为外交辞令的,引诗句、说当下,相互唱和、往来应酬。所以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没有典雅诗化的语言教养,简直就无法进入宾主相交、酬和往来的社会语言系统。所以《诗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教给中国人说话时,一套有理有据、有情有感、有礼有节、有来源有出处、有规范有变化、有共识有个性的语言艺术。《诗经》教给了中国人说话的艺术。 
  这种语言艺术在当今依然适用,比如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在发言时也越来越多地引用古诗词。文辞优雅、出口成章,这不仅是个人良好形象的提升,还是民族共鸣精神的唤醒,因为那些沉淀千百年依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诗句,其中必定承载着人们广泛的情感共性。 
  优质的语言艺术,能为人际交流架起一座畅通美丽的桥。 
  《诗经》,便是中国人语言艺术化的发端。 
  而具体到《关雎》,它是中国人爱情语言艺术化的开始。 
  (二)艺术信条 
  艺术追求真善美,而语言艺术、诗的艺术也是如此。“诗言志”,诗表达出的情感,就应该是对真善美思想的提升。 
  但“真善美”,却不是能简单规范出来的。比如“善”,是属于“德”的范畴,而道德评判又始终在变化。现在我们都公认,《关雎》表达的,是一个男子思慕一位女子时,对梦中佳人的赞美、对求之不得的煎熬、对终成眷属的想象。但汉、宋以来的学者,却多把这样一首思恋的情歌解释为此诗歌颂的是“后妃之德”,是在写贤德后妃忧心如何为君主广进贤妃、求取淑女、繁衍子嗣。这种解释在今日看来自然是牵强附会、毫无诗情,但这种思想却在礼教时代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道德典范。《仪礼》中明言女子被休弃的“七出之罪”里,妒忌,就是严重的一项罪过。在妇德中,妻子为丈夫选配贤良淑女、不事嫉妒,才符合柔顺之德、贤惠之道。但如此的“德行”、“善行”,今天看来却是扭曲人性、极为恶劣的。所以“善”所属的道德范畴,其实往往是难以评判的,道德标准始终随时代在不断修正:今天的理所当然,可能就是明天的无可厚非、可能又是后天的全盘推翻。 
  因此,完全用“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就会产生局限性;完全用“善”的眼光衡量艺术作品,也会失于偏颇,甚至陷于无聊。这提醒我们,如果不得不用“德”的要求来评判一件事物,也不妨多一点全面的打量,多一点包容的思量,多一点等待的时间。就像描写民间恋爱的《关雎》,被卫道夫解释为后妃之德,发心也许是善意的,对美的破坏却是长久的。 
  而关于“美”的标准,也在不断变迁。譬如从宋朝开始广泛流行的女性缠足,缠出一双三寸金莲,长久地被认为那是女人身体最美的一部分。连苏东坡都曾专门作词赞美缠足后的小脚,写道“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而明末清初的艺术家李渔更是详细解说了男性对于小脚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风气使满清入关后,纵然清政府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都无奈以失败告终;而男性群体对抗惨烈的剃头发留长辫、脱汉服换旗装,最终却是当权政府赢得了胜利。女子对缠足的顽固,竟然比男子对剃发易服的坚持更难被打破!就此也留下了在当时满汉文化激烈对抗中,“男降女不降”的说法。今天我们都不忍细说“三寸金莲”的审美风尚给中国女性造就的长长一段血泪交融的惨痛历史,那畸形的足弓无论如何再不能引起我们的些许赞颂。相反,今天更该提倡的是自然为美、健康为美。 
  所以,在“真善美”的标准中,“善”与“美”都不是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念,若把它们作为评判艺术的绝对标准,会让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感到茫然失措。 
  唯有“真”,是一种客观的衡量,更能具备永恒价值。无论什么时代,当我们读起《关雎》,所有人都会为那女子的窈窕之姿所打动、所有人都会为那男子的爱慕之情所撼动,无关他们是君主后妃还是凡夫俗子、无关他们是环肥燕瘦还是剃发缠足。《关雎》震动我们的,是来自悠远水边的那份诗情、是爱情里永恒的惆怅、是生命中难舍的向往,换言之,是诗里那份悠悠然然的、浓郁真挚的深情,把我们的灵魂缠绕。“此中有真意”,真意,这才是一份感情、一篇诗作、一件艺术,真正不朽的魅力。 
  正如谈到感情,我们常听到有那么多的词汇来试图概括出一段恋情,比如:黄昏恋、异地恋、姐弟恋、师生恋、同性恋、三角恋、早恋、暗恋……其实,大可不必陷进对爱情类别的讨论里,爱情是一种发于心的感性艺术,对它进行机械的分类和设限意义不大。假如一定要为爱划分出类别,那么也只有两种类型:真情,或不真情。 
  而在《关雎》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一份真诚的追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一份真切的伤痛;“优哉游哉,辗转反侧”有一份真实的体尝;“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有一份真心的祝愿。 
  在“真善美”的评判中,“真”的信条,往往不那么突出,却那么长久。 
  是“真”,使《关雎》那份在河之洲的诗情,风吹千年,依然不散。 
  (三)求之不得 
  《关雎》这首诗的结构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也就是第一段,主题应当称为“爱慕”。有一位淑女出现了,她堪称是君子的好逑良配,于是令那男子爱慕不已。所以《关雎》的第一层意思,是一位男子在感情上的自我剖白,是他在表达对一位佳人的认定,这一切,都还止于他自言自语的渴慕之情。 
  第二段至第四段,是他与淑女之间的对手戏,主题可称为“求慕”。然而《关雎》的写作十分巧妙,它没费力去写君子与淑女如何进行的琐碎交流,就让我们明白无误地领会了他们相交的过程和结果:君子的求慕没能成功,在“求之不得”之下,深深的向往与沉沉的失落令他更加煎熬,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可是在独自不成眠的漫漫长夜之后,他依然彬彬有礼地来到淑女面前,以琴瑟之音示好,温文尔雅地诉说他的相思与追慕。 
  最后的第五段,是君子尚未取得感情成果时,对未来美好结局的甜蜜想象,他想象着钟鼓齐鸣的婚庆场景,那是他与梦中佳人的成婚礼,是他们从此真正走进彼此人生的欢乐开端。所以《关雎》第三层的主题,可称为“幻想”。 
  这样的诗歌解构,使情感表现更有张力,因为它不是一种单线的推进,是多角度的表达。由爱慕、到求慕、到幻想,这首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千古第一情诗,最后的结尾竟然是一个极具现代精神的开放式结局!究竟君子求得淑女没有?究竟君子梦想成真没有?这就像是一份不合格的情感报告书,君子只告诉了我们他目标的预定,没告诉我们他完成的情况。 
  如果我们后来的读者,只把自己当做是报告书的审定者,而不把自己当做是君子的知心人,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样的书写是不合格的,当然会为结尾那个不是确定答案的无用想象而着急。但是对于这诗中的君子来讲,他的情感是合格的,他的追求不是无用的。 
  既然《关雎》第五段幻想的结局是如此轻飘飘地一带而过、而《关雎》第一段爱慕的开端也是如此概括性的一笔带过,那么我们就该明白,《关雎》的重点不在于开始和结局,它的重点在于过程,也就是“求”的过程,这才是令诗人念念不忘、传唱在诗歌里的郑重心事。 
  而这“求”的重要过程里,更重点的,又是“求不得”的状态!“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诗人以不计重复的词语着重描摹着的,都是他“求之不得”的状态。所以我们总体来看这首诗: 
  与其说《关雎》在写爱情,不如更准确地说《关雎》在写爱情里的追求; 
  而与其说《关雎》在写追求,不如更准确地说《关雎》在写追求里的“求不得”。 
  比起君子因淑女而生发出的缱绻爱情,“求不得”之情,这才是《关雎》唱出的更为深刻的心情。 
  “求不得”,正是佛家所说的“人生八苦”之一,心所爱乐者,求之而不能得。而这种苦,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对于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们总是会有所追求,就总是会求之不得。——那么,为了回避失败的伤痛,我们就对什么都不去求取了吗?当然不可能,没有追求,也就没有发展。而追求结果又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风险和挑战无所不在、无可回避。所以人的成熟一定需要承担得起两份艰难:一是,对目标,一旦认定,就决然去“求”,而不总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二是,一旦失败,就坦然接受“求不得”的结果而不总在自怨自艾、悔不当初。无悔付出,无畏失败,这才是“有所求”的真正意义。 
  而且,“求之不得”,并不等于“求无所获”。那原定的目标虽然没能摘取入怀,但在这追求的路途上却是一路收获,这种收获,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无论是心性的锻炼、还是人际的接纳、还是道理的认知、还是能力的提升……前方虽没能等来花开,回首却一路绿荫成林,哪怕,这些收获不在眼下,却可能像是播下的种子,会生发在未知的将来。人生,正因为不是程序设定好的必然走向,才会有那么多未知中的因果、那么多因缘际会里的值得期待。所以人生,不是精密到无趣的电脑程序,而更像是难以规划却倍加精彩的艺术品。 
  因此,读到《关雎》里君子对淑女的“求不得”,我们也不必为这位君子过分伤情。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的思想情感,都是不离仁正之心的,因此,请我们相信,那男子无论是否求得佳人,都一定收获到了他生命里的硕果,那果实或许初尝之下是酸涩,可是在善意和爱意的心里却可发酵为一杯香醇的果酒,升华着他的心灵,令他在亦痛亦爱的成长中不断地品味无穷,也受益无穷。 
  何况,君子求慕的过程,也正是付出的过程;爱慕的心情,也正是奉献的心情。那么,无论结局如何、无论淑女怎样回应,他都做到了不负自己的心意,做到了因为有爱的存在而使对方受惠,所以这“爱”本身就已经完成了使命。这场爱慕,不管能否等来世俗中皆大欢喜的结果,对于爱本身,已经是无上欢喜;对于爱的发起者,已经可以完美收场。 
  这也就是君子之爱的意义了,虽然求不得,但是爱无悔。 
  而我们,只有能欣赏那君子的煎熬与付出,能不以他的功利结局为考量,才是一个不负诗情的人,才是懂得君子情怀的人,才是千年之后依然堪称诗人知己的人。 
  (四)君子的爱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在说,那美好的女子,是好男儿的良配。“逑”,就是配偶。然而《关雎》通篇,虽然全是对梦中佳人的遐思、对窈窕淑女的追慕,但其实,《关雎》是虚写淑女、实写君子: 
  “君子好逑”,是君子的求偶标准; 
  “寤寐求之”,是君子的情感愿望; 
  “琴瑟友之”,是君子的示爱方法; 
  “钟鼓乐之”,是君子的追求目标。 
  孔子评价《关雎》最难得在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解释这句话为:“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也就是《关雎》中的君子,索求欢乐的心态不是过分的,浸于哀伤的情绪也不是无节制的: 
  当君子想象求得淑女时,是“钟鼓乐之”的和美,喜悦但不过于狂烈,保持一份温情脉脉的隽永;而君子当下不得淑女时,倍感“寤寐思服”的刻骨铭心,然而表现出来的示爱方法,是“琴瑟友之”的彬彬有礼,情虽切,却不会因过度灼热而伤己、伤人。 
  所以《关雎》虽堪称中国情诗鼻祖,但它对淑女的描写是表象,对君子的描写才是深意: 
  在《关雎》中,君子的心愿是“凤求凰”,君子的状态是“求不得”,君子的心情是“相思苦”,君子的行为却是“以礼求之”。 
  因此,何为君子?对爱有情有义,对人有礼有节,这就是君子的所为。能用理智克制情感,又用情感光华理智。 
  儒家文化始终都在探讨君子如何养成,而《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其中之一,开篇便是这样以礼乐的形式、以情感的模式,表述了一份君子的风范。这种风范,也符合“四书”之一《中庸》中所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喜怒哀乐的种种情绪,如果发散表达出来的时候都能适度而有节、恰当而适中,那么这个人就符合了“和”的状态。而“和”,正是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标准,“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是天下万物的正道。 
  “和”,其实分为三个层面: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睦有序,是人与社会的和谐; 
  身心安和,是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情感与理智的和谐。 
  而君子的培养,就从自身的和谐开始;自身和谐,又从“和情”开始。 
  也就是,能做到自身的和谐、情与理的和谐,即为君子。 
  所以我们在要求社会和谐之前,要先做到每个人自我的和谐。试想,一个个心存焦虑、行止浮躁的人,怎么可能构建出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呢?个体和谐,进而才能推动社会和谐。 
  而情,往往令人方寸大乱、难以和情。所以,遇到感情问题时,最能考验和训练一个人是否具备君子风范。求不得,哀而不伤,性情之正也;万般情,发而中节,是为君子。 
  乾隆皇帝曾在写给他原配亡妻、孝贤皇后的悼文《述悲赋》中这样讲到:“《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为人伦之伊始,故天俪之与齐。”《易经》为何以乾坤两卦为首?《诗经》为何以《关雎》这篇为首?因为伉俪天成,正是人伦伊始,男女情爱,是人伦的开始。 
  这种释读,是在一个谨言慎行的封建帝王口中发出的、难得对于“情”的正面肯定。而今天读《关雎》时,我们已经走过了以“后妃之德”来解《关雎》的时代,可以充分承认: 
  对情感的关注,是《诗三百》的开端;更该承认,学会爱与被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缺失了这一课,人生永远不算圆满。而君子该如何爱,就且看《关雎》如何爱。 
  《关雎》的虽慕淑女、实写君子,使诗篇结构充满了层次感。这首来自礼乐时代的歌告诉我们的爱情方法是:爱一个人到彻骨相思、寝食难安,依旧可以用最大的克制力来适度地表达情感。 
  礼以节人,《关雎》所颂扬的君子之风,就是一种有礼有节的爱。 
  …… 

前言/序言

  序 

  ——让《诗经》在琴声中飞翔 

  先秦时人们喜欢读诗,几乎言必称诗。我们读《左传》,读《论语》,会发现古人在议论中常常引用诗句。为什么?所谓“文不雅驯,行之不远”。说话行文借助于诗句,言简意赅而文采裴然。以诗说事,不仅入情入理,而且悦耳动听,可以少胜多,可以情动人。古人读诗风气之盛也于此可见。 

  “诗”有它独特的魅力、魔力。这里说的“诗”,指的就是《诗经》,当时只称作“诗”,后世把它列为经书,才称作“诗经”。《诗经》是儒家经典,是“四书五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宝典,在文化艺术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诗经》是中华文学艺术的源头之一,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要素之一。中华历史离不开诗,中华文化离不开诗,中国人离不开诗。 

  《诗经》三百零五篇,包括风、雅、颂,那是从民间以至于庙堂无处不诗的时代的文学精品。《诗经》中的诗原本是可以唱的,甚至是载歌载舞的。可惜,岁月湮逝,那些伴随诗句的音乐歌舞都已不见了踪影,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文字了。同时,由于时代久远,语言隔膜,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诗经》并不好读,然而人们读《诗经》的热情并不因此而减少。历代学者、艺术家许多人通过各种方法让诗经以鲜活的面貌展现给世人。或深入讲解,或译为白话,或配以美图,或佐以歌舞,经典因此而彰显,文艺因此而发展,对于继承和弘扬《诗经》这份宝贵遗产实在是功莫大焉。 

  如今,古琴艺术家杨青、青年文化学者曹雅欣解读《诗经》、传播《诗经》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形式,用古琴对《诗经》做出诠释,在《诗经》的解读和传播上开出了新的生面。 

  杨青先生长期钻研古琴艺术,卓有成就,终年活跃在古琴演艺、古琴教育的舞台;雅欣女士不仅谙熟古琴艺术,而且弘扬传统文化,研究多有心得。多年来,他们致力于古琴艺术与文学经典的结合,联袂推出了一系列立体化的文化艺术精品,《琴梦红楼》《琴赏牡丹》《琴书礼乐》,等等,走进学府,亮相华堂,深入田园,普及大众,风靡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在中华文化艺术的园地上,营造出一道独特的绮丽景观。 

  这部《琴颂诗经》是上述“琴”系列的延伸和升华。琴诞生的时代,大约也是《诗经》诞生的时代。几千年,它们春花秋月、风雨兼程地一路走来,如今在新时代又重新集结了!这要归功于杨青先生、雅欣女士和他们的团队的巧妙创意和辛勤创造。以琴音解释诗意,让琴曲进入诗境,没有比这种结合再美妙的了。 

  本书在诗经上,选取了最权威的版本,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用最优美、精炼的现代语言对其进行解释;在琴的方面,追溯了琴曲的源头,融会了历代琴家的研究和艺术实践,以时代的感悟,进行了重新打谱和演奏。从舞台到成书,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台美轮美奂的享受,也收获了一部严谨精深的文艺学术研究成果。 

  《琴颂诗经》为《诗经》插上了琴音的翅膀,让我们的心绪也随之腾起,畅飞于琴与诗的天空!这琴与诗的事业还在发展,前程广阔。他们把这一事业命名为“琴梦中国”,祝愿这美好的琴诗之梦,无限生发,将更多更美的鲜花洒满人间。 

  毛佩琦 

  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北七家村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序2 

  雅欣写《诗经》,我本有几分担心。那么古老的经典,历代无数的研究,使《诗经》变得越来越沉重。学术的纠纷、文献的浩繁,该不是一位年轻女性所堪胜任。谁料,年轻的文化学者,竟得《诗经》赋诗言志、引诗用诗的灵魂,熟练化用诗的比兴手法,把《诗经》的篇章,不过是作为“引起所咏之词”的话头,由一篇篇思索开去,竟是字字珠玑的青春感悟、生命情怀、思想智慧。仔细一了解,原来还有德高望重的长者杨青先生一同著述,疑虑顿时释然。杨青老师是古琴艺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又是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的副会长,这些年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弟子三千、诲人不倦,蜚声国内外。 

  我曾经按照《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着谓之器”,把中国文化分为“道、形、器”三个层面,叫做国学、国艺、国器,戏称为“新三国演义”,不料却得到杨老师和雅欣的“严重”认同,杨青老师带着青年团队,使国艺演说在大江南北蔚然成风,将古琴艺术这阳春白雪变得曲高和众!继《琴梦红楼》之后,这本《琴颂诗经》又要付梓,真是令人敬佩。 

  千古诗歌,从《关雎》说起,一论《关雎》,便有说不尽的话题。“发乎情止乎礼”也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罢,其实说昨夜西风的立志,说为伊憔悴的追求,说灯火阑珊处的成功。《关雎》又是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鼻祖,但思维的潮汐,总有个月圆月缺的缘起。雅欣所关注的《关雎》,起笔便说根本,首论诗中真善美,重点在于其中的真。儒家文化,不缺乏伦理层面的善,不缺乏艺术层面的美,但仿佛缺少一点科学理性层面的真。其实儒家关于真的态度,用了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述,那就是“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赞天地之化育”。诚字源于“成”,本指庄稼结实颗粒饱满程度,今年收成如何啊?就是指客观真实存在的状态。加上个言字旁,言为心声,便由客观的“真诚”发展为主观的“意诚”,或叫“诚意”,而主客统一,表里如一,内外不欺,便是我们常常说的“诚信”。我们今天论诚信,重点在“信”,说了就要做,答应了就得办。古人更强调以诚为本,内心的愿意,才是守约的动力。顺便说一句,《论语》记载孔子思想言语最集中,通篇却绝少语涉“诚”字,偶出一二处,又是左右而言他。也许正因如此,其薪火传人的曾参、孙子孔汲,乃至于后来的周张程朱、王文成、曾文正拼命地补这个范畴,皆以“诚”为人生重要概念。其实诚是《关雎》浓情的所在,也是年轻的作者从诚论真,概念转换;论诗之为经,为《关雎》推门见山,展示给读者“诗外功夫”的大格局,新境界。 

  《卷耳》一诗,是正风第三首,历来诗中主人公是男是女有些模糊,朱熹《诗集传》虽沿用“后妃所自作”,但也清楚地说:“然不可考矣”。今人程俊英认为这是一位妇女思念她丈夫的诗,想象他登山喝酒、马瘦仆病、思家忧伤的情景;钱钟书则认为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雅欣认同扬之水的观点:认为女子思慕远行人。饮酒出游,一散苦闷,途中看到有人采摘卷耳,感觉到酒也无味,游也无聊,认为这本就是属于女主角一个人的故事和诗歌。其实《卷耳》主人公还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是男性,是丈夫,是他在旅途中,想像到妻子出门采卷耳,因为心有所念,等不及采满筐,就来到大道边上翘首盼望,期待丈夫能够梦一般地出现。我说这样的可能,理由有二:一是诗经最常用的就是比兴手法。兴者何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卷耳》中主人公若为男性,正符合先说妻子思念、再说旅途困难,而成兴的形式。二是从诗中内容比重成分,似乎叙述一个旅人途中情景的笔墨更多些。故而不妨做一解:以男性为主体角色的诗歌。但无论如何,“嗟我怀人”是诗中的主题,无论怀念者是她或他,也不论被怀念者是她或他。怀念、怀想是全诗的主旋律。而作者恰恰像不经意地、轻轻而准确地抓到了这一点,凸现了“相思”这一亘古常新的情感主题。 

  我若是这样一篇篇地评下去,则与夜灯下批作业的中学教师无异。这并非是对我的解嘲,而是对作者不恭。雅欣这几篇文章,最可贵的是处处落地,处处将古人之情,与今人之事有一个呼应。无论《关雎》中的“君子爱”,还是《卷耳》“叹相思”;无论《桃夭》的婚礼写得多热闹,还是《蒹葭》的意境写得多么朦胧;或者如《淇奥》对理想人格的分析描绘,或者如《绿衣》对人事物的寄托;哪怕是拍摄一段东门之外、美女如云的相约镜头,哪怕是录下一段早晨夫妇之间醒来的简单对话……作者选择的诗篇是一幅幅生活的画卷,作者对诗歌的赏析是一处处现实情感的再现。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是深通古人之心的“知音”。 

  《诗经》的好,不在乎它比后来的诗歌、或者稍晚的楚辞,艺术上多么精美,而在于它反映的都是各样生活的常态。《诗》之所以成为“经”也,就在于它的“寻常”,因为寻常的生活,进而形成了“恒常”的道理,虽然经历漫长的历史,反而沉淀为永恒的人生。经者,常也,言常道也。能够把寻常日子里,蕴含着恒常价值的人情人性记录下来、智慧观念反映出来,就是“经”。“经”由织布的纵丝,意味着不动的标准,由联缀竹简木牍的编绳,演化为可以遵循依照的典则,由经、径同音的意义互转,启迪我们应该依道而行的路径。最后因“经典”而升华为一个民族文化特质最集中的载体,一个没有“经”的民族,其文化就没有附着物,就是飘忽不定的游魂,就容易丧失。一个民族的文化丧失了,这个民族的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满清入关,接受儒家文化,式微了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又没有集中记录的典籍作为载体,满族特征也就逐渐消失了。 

  但是经典永恒,经典的解读也要时时落地、刻刻留心。作者借助这几首诗,在这几篇欣赏散文般的文字里,把青春、爱情、婚姻、家庭、相思、修养、艺术、生命,凭借自己女性年轻美丽的心灵,反映得曲曲有致、款款深情。因为纯净获得真切,因为真切达到深刻,发乎于素洁童心的语言,竟与饱经苍桑的哲人哲思,妙合天然。 

  孔子当年删述诗书、整理春秋,都有一个心愿:“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而深切著明矣”。所以他老人家观文取质,处处向落实处用力。雅欣这几篇小文,最大特色,也是赋诗言志,处处向现实人生的心灵世界、情感生活处发挥。周秦时期的文化,特别是儒家,经过汉代的家承师传,经过魏晋的玄学冲击,经过韩柳古文运动的矫枉过正,经过掺入佛老的两宋理学提升,到了明代,由阳明先生心学发挥为知行合一,进了清代,有曾文正公内圣外王达成经世致用。汉学、宋学、理学、心学、朴学、反反复复,学术纠葛越来越沉重。但是,理论指导实践,经典浸润人生的价值,始终初衷不改,每每清新如初。 

  雅欣几篇小文,即是又一明证,昭示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转化的趋向: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能以致用方为实学,深度研究是必要过程,有效传播才是现实任务。 

  为什么年轻的女性能如此为文?这与她长期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发展规律有关。正如一首我最喜欢的《诗经·邶风·旄丘》中所言:“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有与有以,才是可处可久的事业之基,与杨青先生为师徒,以杨青老师为榜样,正是她健康成长的人文环境。 

  当然,雅欣的文章,也不乏艺术的、唯美的倾述。一篇《月出》的分析,就体现出她关注“意象群”的兴趣。中国人,为什么孩童时代都在背诵那首“床前明月光”?其实单纯的歌谣,会引发无尽的联想,使人随着文学修养的深浅,在脑海和心灵中完成一次次地再创作:可以眼前浮现“春江花月夜”的美景,感受到“把酒共婵娟”的清寒;吟唱着“今夕何夕兮”的古调;把玩着“对影成三人”的雅趣;耳畔或者还能响起徐小凤“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深沉歌声;或者仿佛听到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的交响……月亮,中国人文学艺术永远也说不完的母题,情感寄托的共有精神家园。 

  当然,作者的抒情之作,不仅有《风》中的倘佯,而且还有《雅》的清正、《颂》的辉煌。《鹿鸣》与《鹤鸣》我觉得正是可以对比着读的两首好诗,一阴一阳谓之道,本来阳刚与阴柔之美是一对,但是这两首诗却有着变化出新的意境,《鹿鸣》是阳光明媚、温暖如春,《鹤鸣》却是高天辽阔、气象森然!《般》的解读,最为痛快:“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一句话,尽得《般》诗精魂。当然,雅颂部分,相对还少一点,感觉不解渴,期待着不久的将来,杨青老师和雅欣,还有续篇以飨,是为序。 

  金海峰 

  2013年11月 

  金海峰,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秘书长,长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春大学网络国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聘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兼职教授。国家语言文字“十五”规划项目课题负责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重点课题负责人。荣获中宣部首届“百名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称号。 

  《琴颂诗经》录音用琴说明 

  明代宗室造琴之多,可称空前,其尤者为四王琴。“四王”,即明代宁王、衡王、益王、潞王。 

  《琴颂诗经》中的部分曲目用明代著名的“四王琴”之一的益王琴“龙吟”弹奏录制。益王琴为益宣王所制。益宣王朱翊鈏(1535—1603)为明太祖九世孙,号潢南,自称“潢南道人”。据此推算,龙池内楷书所称“庚午年”当为1570年。“龙吟”是落霞式古琴,通长123厘米,隐间116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0.4厘米,厚3厘米。漆色断纹:面底皆朱漆,俱发蛇腹、流水及牛毛断纹,朱漆下为栗壳色底漆。琴材配件:桐面梓底,原装蚌徽,轸及足均为玉。岳山、承露、冠角、龙龈等皆紫檀木所制。琴腹款识:龙池内左方楷书“益国潢南道人吉旦雅制”十字,右方楷书“庚午年仲春月获古良材”。“龙吟”为“广陵琴派”刘少椿旧藏。刘少椿共藏有宋、元、明琴十余张。“龙吟”是其爱琴之一,轸池下刻行书琴名“龙吟”二字,均为刘少椿手迹。 

  “龙吟”琴音色古雅,音韵悠长,漆色斑斓,手感舒适。泠泠然有钟磬之声,淳和淡雅中有金石之韵,看起来是一幅画,弹起来是一首诗。为传世古琴中不可多得的演奏级古琴。 

  广陵琴派是清初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出现的重要琴派。该派以《五知斋》《蕉庵》《枯木禅》等谱为依据,在融汇儒道禅的虞山派琴学理念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造与发展。以琴写心,是广陵派人的旨趣所归。琴在其手下,完全是抒情写意的工具。随着琴人的兴之所至,其情感、想象、气息与指法、琴声完全融为一体,无拘无束,自由驰骋。其右手弹弦讲究轻重、强弱的对比;左手按弦注重虚实与吟狭卓注的细微差别;其节奏则强调自由多变、灵巧跌岩、欲断又连、似连又断等种种变化。正是这种对艺术美的讲究,形成了广陵琴人在意境、情趣和韵味的追求上不同于其他各派的特有风韵。其艺术实践为明人李贺“琴者,心也”的琴学理念做出了生动的解释,也是以《溪山琴况》为代表的虞山派琴学理念的深化与发展。它的出现,使中国琴乐在艺术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高度。 

  刘少椿(1901-1971)名绍,号德一,原籍陕西富平。1915年随父南下经营盐业,在江苏扬州长期定居。扬州处于长江、运河交流处,交通发达,经济文化繁荣,清代的名画家在这里聚集,有“扬州八怪”之称。这里的琴家人才辈出,称为“广陵琴派”。刘少椿即为广陵琴派第十代传人,也是现代广陵琴派的集大成者。 

  刘少椿对广陵琴派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弘扬了“跌宕多变、绮丽细腻、刚柔相济、音韵并茂”的广陵琴韵,研究了广陵琴派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尽量保留了广陵琴派审美韵味,同时还注重教学工作,为广陵琴派培育了一大批后起之秀:他在1958年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时的学生有梅曰强、林友仁、张正吟、邓文权、龚一、李长白、施世珍、王刚强、周静梅、刘薇(刘少椿小女儿)等人。刘少椿的教学工作使古老的广陵琴学焕发出了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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