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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大师成公亮逝世:为什么被誉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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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 09:55:25 |显示全部楼层



【编者按】


古琴大师成公亮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8日17点39分去世。

成先生在口述回忆录《秋籁居忆旧》(成公亮口述、严晓星执笔,中华书局2015年3月版 )中,叙述了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经历与耳目所接的当代中国社会,以及新中国艺术院校的师生们在艺术与政治中的选择。

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该书“代后记”“关于口述的访谈”中成先生谈学琴经历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多少回答了为什么成先生被誉为“大师”。本文采访者为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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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2014.8.12-13 南京秋籁居(面谈)

第二次:2014.10.20 南京—雁荡山(电话)

邓:我觉得,通读整个口述,您有三种眼光。一种是孩子的眼光。这个您喜欢,那个您也喜欢,喜欢的地方就有您往那里钻的身影。您说到一些事情非常得意,孩子式的那种得意,不仅是语气很得意,甚至用“得意”这个词也很多。

成:就是这种情绪、气氛。最近我生病了以后,林友仁的女儿林晨写了一篇文章:《成公亮:微笑》,说到我的几次微笑,给她印象很深。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把标题改了,《好奇之心与温和之气》,根据林晨文章里面写到我的好奇心改的。

邓:好奇,天真,还有好玩,您这一辈子都保持得很好,这也使得整个口述是生动的、活泼的。我觉得,您经过这么多年,遇到很多好的人、好的事情,甚至您有一些类似奇遇的经历,比如得“秋籁”琴、到德国演出的机缘巧合等等,最终还是源自您心中那种如孩子般混沌的东西,您没有把外面的人啊事啊分别得太开。一个分别心太重、太计较的人,其实是一个不幸的人。

成:我善于抓住一些人,比如说这个人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我会抓住这个人。因为你一辈子要接触大量的人,很多都是过客,里面有好的,你可以抓住他,交往比较多。有意思的事情,我会记住,想办法去引发它,回忆它,或者有感而发,或者有情而发。

去年,最早请我到德国去的欧治•德来过。1986 年,他刚认识我的时候,还很年轻,现在也老了。当时他和他的太太找到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办公室,说他们想找一个弹古筝的人。“呃,古筝啊,那边!”就指了前面那个楼,我就住在那里。他们两个人就过来。一问以后,我说你们弄错了,我不是古筝,是古琴,就是这个乐器。他也很感兴趣,我跟他弹一弹,聊一聊。普通德国人一般的音乐水平还是有的,他就看出这不是一般的水平。他说,要不我们邀请您到德国去演出吧。欧治•德是汉堡德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当时很奇怪,西德是资本主义,有中国热;东德是社会主义,反而没有。甚至热到什么程度呢,汽车上贴一个字,这么大的一个汉字,没有什么意义。德国很多城市都有德中友好协会的分会,然后我就去德国十三个城市举办古琴独奏音乐会。我的一个德国学生,女孩子,德伏梯,中国名字叫沙敦如,是汉学系的,给我做翻译。1989 年,我又应德国竖琴协会之邀,参加“音的世界”(由六个国家的音乐家组成的演出团)在联邦德国二十一个城市巡回演出。这两次去德国,我的生活,还有对古琴的看法就换了一个局面。

邓:说到“混沌之心”,其实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心是混沌的,刚开始您不做区分,很多东西是随遇而安的。另一方面您又把很多东西分得非常细,比如说您讲琴课、讲戏曲,细到一个外行看了也能想象出来,细到这个程度了。而且,这种“混沌”和“清晰”,在您那里是浑然一体的。我曾经用八个字来描述您,我说您是一个“随遇而安,用心用情”的人。您能随遇而安,遇到一个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去用心,这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很多人也会遇到一些事情,但他抓不住,很快就过去了。

成:对,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也不是刻意去找的一个事情,得到后我会在里面发掘出很多东西。我很重视细节,这跟我演奏古琴的风格一致,我的演奏是很细的,像我这么细的人是很少的。传统古琴并不是那么细,传统古琴还是比较大块的。

邓:您在“文革”以后的生活,比如古琴打谱和创作,到德国的演出,晚年的山居生活,在天津音乐学院的琴课……这些在您的书和唱片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或者粗略的涉及。但有个很重要的内容,您没有系统地整理过,就是您恢复弹琴以后,一直到现在,您教琴、传琴的一些情况,不仅仅是在天津音乐学院。我们聊一聊这个方面,作为这个口述必要的补充。

大学毕业之前,您的主要身份是学生,“文革”以后,您很重要的身份是一名琴师。“文革”以前,包括“文革”,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年代,人的命运,更多的是随社会的波动而波动,它一运动,您就只能跟着它走。而“文革”以后,有一定的自由选择,您的思想已经独立了,可以顺着自己的路走到更开阔的地方去。而且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年代,人是怎样生活的,同样会打动人。我们人的价值,不一定需要一个大的背景才能体现出来,在这个背景、幕布拆掉的时候,他的很自然的东西、日常的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

成:这方面可以谈一谈。我改学作曲以后,有十五年没有弹琴,恢复弹琴是在“文革”末期。1976 年,我在北京,托吴景略先生帮我弄一张琴。吴先生说,王世襄先生有一张琴在我这儿修,我给你看看,你如果中意我跟他说。后来他就拿来一张明琴给我看。我觉得琴还可以,就买了下来,八十块钱,相当于我一个半月的工资。我给琴起了个名字叫“忘忧”,就是忘记忧愁的意思。得到“忘忧”琴后,慢慢恢复了弹琴。

但我真正把精力放到弹琴上,是在得到唐琴“秋籁”以后。1985 年,我在山东济南,一个老中医送给我的,给我的时候只是一具残躯,我把它修理好了。那是我第一次修琴,胆子也特别大,凭我以前得到的一些知识,吴景略先生曾经陆续跟我讲过一点。我的一个朋友,是张子谦先生的学生,姓冯,修过琴,也给我讲过一些方法。我就凭这些把“秋籁”琴给修了,修得也很好。“秋籁”的音色比较细腻,余音比较长,跟我弹琴的风格比较接近。可以说,我适应了“秋籁”,“秋籁”适应了我,我们两个相互影响。

邓:您最早是在济南教琴的吧?

成:我在山东省京剧团工作时,教过两个学生。一个是张培宏,他跟我学琴的时候,还是一个中专生,学银行方面的专业,毕业后就在银行工作。他跟我学了应该有一两年吧。现在还在山东,也做琴,平时跟周围弹琴的人接触比较少。近两三年我去过他那里一次。

另一个是沙敦如,就是我刚到德国演出当翻译的那个德国女生。她当时在山东大学留学,才十六岁,和一个英国女生一起到山东京剧团来找我,要跟我学琴。那时候外国人还很少,跟外国人接触,京剧团的行政部门盯得很紧,怕出什么问题。他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人到我家里,告诉我跟外国人说话要注意分寸,不可以讲的话就别讲,走的时候说“ 你这儿的卫生要好好搞搞”,意思是我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沙敦如跟我学琴时间很短,可能半年不到就回国了。当时济南在搞“ 反精神污染”,还有游街、枪毙人,我们京剧团一些自发跳交谊舞的人都不敢再跳了。她看到这些情况,害怕了,认为中国要出事情,就回国去了。我那张照片,穿蓝色中山装,戴黑框眼镜,是她那时在我家里拍的。香港龙音公司出我的唱片《秋籁》,封面用的就是这张照片。她后来在德国的硕士论文是古琴,主题大概是“ 汉代《琴操》是一种古琴体系的开始”。后来她还写了一本《古琴指法考》,这是她回德国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现在她是德国南部一个大学汉学系的教授。

邓:从山东调入南京艺术学院后,您曾多次在家里举办过古琴音乐会。

成:那是在1986 年到1995 年。我调到南京艺术学院后住在那个东楼,就是一个木结构的很差的房子。我想应该是从德国回来以后,比较多地举办这样的家庭音乐会,请一些朋友来家里听琴。时间是不定的,每年都有几次,总的数量应该是十多次,不到二十次的样子。听琴的人往往还会带人来,所以听过我音乐会的人我不一定认识。可能下次他再来,又会带别的人来。大部分是年轻人,最小的二十多岁,三十到四十岁的多一点。相当一部分是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作家、画家,出版社的、电视台的,其他工作的也有,还有南京大学的留学生。来过次数比较多的,鲁羊夫妇、金磊杨子霖夫妇、徐乃健景凯旋夫妇,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兴无、余宁,南京艺术学院的李素、李小山、吴湘云、曹芳,留学生主要是德国的耿幽静、瑞士的冬玛轲。

音乐会一般是我先讲古琴,再弹琴,弹琴以后呢,可能会放一点唱片。弹琴的时候经常把灯都灭掉,甚至把冰箱也关掉。后来我搬到新的房子,有一次灯也灭掉,冰箱也关掉,但那个电子钟,因为大家都很安静了嘛,“嚓嚓嚓”,声音还是有,就把它拿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我经常弹的曲目有《醉渔唱晚》、《文王操》。弹的时候点上一些蜡烛,气氛非常好,大家都愿意来听。记得有一次是耿幽静主持的,那时候我还没搬家,他带来很多同学,房间里有二十多个人,地上、床上全部坐着,其中有个人坐在我那个写字桌的肚子底下,可见人很多。

这个群体基本上不弹琴,就是听琴的。我后来有个体会,这些人比弹琴的人更加听得懂古琴,因为他们是搞文史哲这些学问的,很多都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或者是一些艺术家。以前我老是讲古琴界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现在要考级,弄些小孩来学,弹琴目的不纯。古琴普及以后很多人弹琴的目的跟传统的弹琴目的不一样了,传统的弹琴目的是修身养性,或者是一种对传统音乐的欣赏,追求一种宁静、快乐。所以,我有一种想法:对于古琴,不一定要去学它的演奏,多听,现在唱片比较多了,听人弹,或者听唱片,你同样可以得到古琴音乐各个方面的东西。有的人学琴以后反而不那么客观了,容易受到老师观念的局限、审美上的局限、流派的局限,人为地消除了很多你原本应有的能力、欣赏琴乐的能力,反而变得很狭窄。不学琴、仅仅听琴的人有时比较客观,作为一个旁观者去感受不同的流派、不同的琴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演奏风格,他得到的东西可以很多很多。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这个现象有相当的普遍性。

邓:您多次提到过在扬州大学教琴。2006 年6 月,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王小盾教授邀请您去给他的博士班上课,当时喻意志在跟王小盾攻读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博士学位。

成:那段时间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在扬州大学两个星期,做过六次讲座,在博士生宿舍的客厅兼教室里。听课的有十几个人,王小盾和他的博士生们,接受能力和知识水平都比较高。晚上讲课之前,把灯灭掉,点上很多蜡烛,我边讲边弹,讲讲弹弹,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讲完以后呢,我要回宿舍了,但他们都不走,继续跟我聊天,又会有一个小时。

邓:喻意志写过一篇文章,叫《一颗发芽的“种子”》,写到那年初夏,您的琴声,和着初夏的虫鸣,如同天籁。然后她就想,能学琴该多好啊。过了几年,她果然学琴了。这对于她,也是很美好的回忆。她这篇文章很好,有不少动人的细节,其中说到您的琴课安排,我摘录一下:6 月6 日,“古琴简介”,以琴曲演奏并结合解说的方式介绍古琴的概况。6 月8 日,“不同体系的音乐”,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中国音乐体系与欧洲音乐体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进行比较。6 月10 日,“古琴音乐的形态特征及比较”,将中国音乐与欧洲音乐相比较,展现出中国音乐板腔体、多段体、展衍式的旋律发展方法;又将中国音乐的民歌、戏曲曲艺、其他民间器乐与古琴音乐进行比较,阐发古琴音乐在节拍节奏、音色、音韵等方面的独特性。6 月12 日,“打谱是什么”,结合具体琴曲介绍古琴的打谱过程。6 月14 日,“古琴套曲《袍修罗兰》的创作”,概述现代古琴曲的创作,重点介绍了《袍修罗兰》创作的题材、出发点、创作技法、演出、录音等方面的情况。6 月16 日,“古琴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的尝试”,举出代表作,如周文中的《渔歌》,成先生改编的用箫、编钟编磬助奏的《凤翔千仞》、即兴创作的《中国梦》等等,从多方面阐述古琴音乐与西方音乐结合的可能性。

成:她记得很详细。喻意志毕业后在湖南师范大学当老师,后来她邀请我去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上古琴课。2006 年、2007年,后来还去过不止一次。我去了就住在她家里。上课或者做讲座,都是喻意志主持。讲座一般在大礼堂里,讲的内容很杂,从弹琴的姿势到一些美学方面的东西,比较容易懂。我主要是给喻意志的研究生上课,在小教室里,弹弹讲讲,讲得比较细一点。长沙有个人叫陶朔,我们认识,但我没有教过他。他也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过琴课,喻意志应该是跟他学琴的。喻意志学问很好,是个好老师,可惜去世得早。

邓:我们聊一下您在台湾、天津的情况?

成:我教琴有两个大的事情,一是我到台湾南华大学去。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系主任周纯一,很重视古琴,系里的学生一定要学三年古琴。实际上这三年他们练习的时间很少,古琴基础很多都不行,只是时间长,耗你三年,你总能学到一点东西吧。我去过两个学期,2003 年10 月到2004 年7 月。丁承运、吴文光、吴钊也去过,周纯一请了很多人,不断地请。

上课的形式,一个是大课,学生们桌子上都有琴,我讲讲弹弹,然后他们做一些练习,我跟巡视一样走走看看。对他们的要求比较低,不是要培养他们的演奏水平,而是多了解古琴。其中兴趣很大的有五六个人,他们要求跟我上个别课,相当于那种一对一的专业课。他们演奏水平高一些。很有意思的是,最喜欢古琴的这几个人,恰恰是音乐学系里学习最好的几个,最后他们差不多都考上台湾大学的研究生了。我记得的有官泰佑、刘延芳,刘延芳好像留在台湾大学当老师。

台湾的学生,给我的印象,学习非常认真,非常尊师。如果你在南华大学校园里,遇到一个陌生的学生,他都会跟你打招呼,说老师好。这在大陆是不大可能的。在台湾的时候,我还在台湾大学做过古琴音乐讲座,并与台湾的一些音乐家有过比较多的交流。

另一个是在天津音乐学院,2010 年,比较有成绩。起因是李凤云跟我诉苦,说她那儿学生很多,总在上课,有点筋疲力尽。我说我没事,我来帮你上,我就去了。校方有些安排,用两台摄像机,从两个角度摄像,全程录像。我上课有个小舞台,跟学生对坐,好像一个法会一样。舞台下面有一二十个人,大部分是古琴专业的,也有音乐学专业的。课讲完了以后,李凤云的学生程鸿媛,根据上课的录音,很辛苦地把它整理成文字,她大概花了八九个月的时间。这就是三联出的《秋籁居琴课》。

原来的录像拷贝到我这里一部分,后来上海的杨贻政拷贝去了,他看过,但是不全。他提到两个建议,一是要把所有录像都拷贝到,想办法出版。他说三联的《秋籁居琴课》,远远没有讲课的内容丰富。因为我上课会扯出去,有些内容跟古琴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有价值,程鸿媛记录的时候把这一部分删掉了,当然程鸿媛这样做也是对的。杨贻政现在在做这个事情,天津音乐学院那边已答应协助。香港的蔡灿煌也在做这个事情。香港中文大学有个“中国音乐资料馆”,很有名,蔡灿煌在帮他们收集这些资料,我能够拷贝给他的都拷贝给他了。杨贻政的另一个建议是,我有五六个曲目,比如《忘忧》、《大悲咒》、《微笑(之九)》,在天津音乐学院没有教过,可以再教一下,录下来,以后出个《秋籁居琴课》增订本。这样,我的曲子都有曲谱、文字和录像留下来,这也是现代琴人的一种传琴方式。另外,我的《秋籁居琴谱》很快就会出版,我整理、打谱、改编和创作的古琴曲共有二十九首,都收录在这里面了。

邓:您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呢?

成:在上海音乐学院我做过古琴的讲座。近几年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一个是2009 年12 月的“纪念古琴大师张子谦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戴晓莲组织的,我去了。一个是2011 年9 月的“梵呗与古琴音乐会”,我又去了。这个音乐会是程之伊主持的,她妈妈,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萧梅,是我的老同学沈洽的研究生,所以她比较小的时候就熟悉我的音乐。她又一个人跑到尼泊尔去,找到了琼英卓玛,促成了这场特别的音乐会。

上海音乐学院第四届当代音乐周有五场音乐会,“梵呗与古琴音乐会”是其中的一场,另外四场有美国、荷兰的音乐家,但那四场音乐会是坐不满的,“梵呗与古琴音乐会”坐满了以后又加了几十个位子,还有很多人站在院子里听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非常轰动。而且上海音乐学院电教科的录像做得很好,有出版的质量,现在这个音乐会的CD、DVD 已经出版了,是上海的胡军军出的钱,作为非卖品赠送。里面琼英卓玛的话我请人翻译了,有中英文对照的字幕。琼英卓玛的音乐我非常喜欢,程之伊也觉得我们两个人有相通的东西,就是很细腻、很有韵味。我已经把琼英卓玛的《大悲咒》、《微笑(之九)》改编成古琴曲,曲谱和录音都出来了,我想以她的咏唱为素材创作一系列的古琴曲,这是我现在很想做的事情。去年我在“一席”做过古琴的演讲,《流动的传承》,他们觉得效果很好,就请我推荐合适的人。我推荐了台湾的吴金黛,《大地的音乐飨宴》,他们也觉得效果非常好。他们又找我,我又推荐了琼英卓玛。我的设想是,等我身体好了以后他们跟我一起去尼泊尔,看看琼英卓玛和她的学校,做一个专题片,这样应该更有价值。琼英卓玛很小的时候就当尼姑了,现在她用做音乐挣来的钱,在尼泊尔建了一个供尼姑读书的学校,收留了七十多个女孩子,完全接受免费的教育,有些孩子现在已经到印度上大学了。琼英卓玛是我很尊敬的人,她的音乐里有这种慈悲的力量。

邓:您的学生里有不少外国人,我知道的就有德国的沙敦如、耿幽静,瑞士的冬玛轲,日本的高见,飞田也曾经跟您的关系很密切,还有新加坡的僧人真昊。

成:这里面耿幽静跟我最熟。他是南京大学的留学生,先是来我家听琴,然后跟我学琴,大概有两年。因为他在南京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关系比较密切,我还带他到宜兴去玩,到我的老家丁山镇去玩。还有瑞士的冬玛轲,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住在同一个宿舍,我们经常三个人在一起玩。耿幽静回德国以后,是个很好的汉学家。现在他和妻子到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他的妻子娜塔莎也是汉学家,在那边当汉学系的系主任。他们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们。冬玛轲也回去了,他也是汉学家,也在大学里当老师。

我在德国,举办过很多次类似南京的那种家庭音乐会。比如说在汉堡,我住在沙敦如的家里,沙敦如也是汉学家,当时是汉堡大学的老师。她会叫一些朋友和邻居来听琴,听琴的形式也类似,不同的就是她要翻译。我最近一次去德国,沙敦如来看我,她和丈夫在德国很偏僻的一个乡村买了房子,这个村子很好,人也很少,只有一百个居民,相当于过隐居的生活,她想邀请我到那里去住一住。

高见也是在南京跟我学琴的,1996 年我在日本四个城市演出,她专门从名古屋赶过来看我的音乐会。她听我弹《归去来辞》直掉眼泪,想起在南京跟我学琴的事情了。飞田是王迪的学生,会弹不少曲子,但不敢弹《广陵散》。他跟我很熟悉,我去日本演出,曾经住在他家里。后来他病了一段时间,再后来有十多年没有联系,最近也就是这两天他突然跟我联系上了。

真昊,近两年来过。他想跟我学琴,但又不敢,整整犹豫了两个星期,最后下定决心找到我。他这个人很瘦弱,但心很干净。现在回新加坡了,他有两个工作,一个是佛教上的,他是出家人,曾经在台湾佛学院修学佛法;一个是给人看病,因为他学中医,他来南京也是学中医的,看病都是义务的。现在他的状态很好。

邓:近几年跟您学过琴的年轻人有哪些?他们是什么状态?

成:有几个,比如说杨岚,你认识的。我在胡军军家里教琴,杨岚通过朋友介绍来找我。我问他跟谁学的,他说自学过几年。我感觉他基本的东西包括手型都有问题,我就在那儿给他上课,从手型开始教他。他的音准非常好,而且有的是时间,我给他教了方法以后,他的进步很大。有一次,我去安吉上培的一个农家乐住,杨岚也去了,还有四川音乐学院的李雪梅,我就在那个客厅里给他们两人上课。他们带着琴,每天弹六七个小时。结果呢,一个礼拜他们各自学了三首大曲子,《袍修罗兰》里的,不是勉强弹下来,而是弹得比较有味道,这个不容易。杨岚这次来我家,说我所有的曲子,包括打谱和创作的曲子,他全部弹下来了。我觉得他弹得不错,就是缺一点激情,可能是受传统弹琴方式的影响。

最近,我让杨岚跟郭平接触了一下,郭平讲了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杨岚去郭平家里,跟郭平的儿子,两个人对摇滚乐、现代派的音乐谈得投机得不得了,说明他不仅仅是懂古琴。我很反对弹琴人只弹古琴,别的知识面没有。我熟悉那么多印度音乐,熟悉那么多西方音乐,特别是浪漫派时期的,从贝多芬后期一直到门德尔松。我们是钱仁康先生教的作品分析课!我认为弹琴人,只是古琴的话,也弹不好,对古琴的理解也是死板的,没有什么灵气,不重视旋律。我很重视古琴的旋律,句与句之间对比很大,强调强弱的对比、音色的对比。这些东西原来古琴里面也有,但不那么明显。

现在要学古琴,老师很重要。像天津音乐学院的李凤云,她的学生各方面的音乐修养都有,学起来速度比较快,也有一定的水准。社会上有很多人,他理解琴很讲究、很深刻,但手底下的功夫跟不上,毕竟好的古琴老师还是少数。像杨岚这样的是个特例,他不是音乐学院的,但又不是业余的水平,他学古琴的天分和条件都比较好,演奏水平相当不错。物质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如果过陶渊明的那种生活,他们是愿意的,生活有一点浪漫的色彩。但这种浪漫与那种搞一些古典服装、留一些胡子的人又不一样,那些人其实没什么水平,很多是装神弄鬼的,文化程度一般也不高。

邓:很多年前,我就听过这么一个传说:成公亮有点怪,他不愿意收学生。但这么一路聊下来,发现您的传琴方式很有特点:山东、南京、扬州、台湾、天津、上海、长沙……走到哪里教到哪里;您在世界各地演出,与当地的音乐家有交流与合作,通过不同的音乐领域,他们启发了您,您也启发了他们;像杨岚这样的年轻人跟您有机缘,受您点拨以后进步非常快;还有不少我们这次没有说到的……这种流动的传承,更像一个古代文人的传琴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游吟诗人的方式。如果把这些整理出来,将是一部流动的、细节生动饱满的秋籁居琴课。

成:我这种传琴的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我没有想过应该怎么样,应该不怎么样,很多人跟我学琴,也就是一种机缘。我是不太愿意教琴的,看这个人还可以,像我这个年龄,有几次交往,就大致知道他是什么状态。装腔作势的一看就是装腔作势的,光讲理论、手上不行、没有音乐感的,我是不会教的。我教琴不多,随缘而教,但方面比较广,成绩最明显的还是天津音乐学院,他们安排得比较好,我也有足够的时间。

邓: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到故乡吧。口述一开始就说到故乡,您的山林之梦和田园之想。我最早看到您的名字,说是“阳羡成公亮先生”,就这七个字。您的“秋籁”,就是秋天的声音,住的地方叫“秋籁居”,都是取法自然的名字。您的散文集《秋籁居闲话》,其中的自然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听说有人根据《走进邵坞》这篇文章,去寻找那个村子。

成:对,他们现在在邵坞买了房子。有一个在邵坞做茶壶,叫吴志强,茶壶做得好,他比较长期地住在那里。有一个弹古琴,叫陈忱,琴弹得好,他也在那里买了房子,但邻居不准他盖,他长期住在无锡。做茶壶的那个已经盖了房子,是通过当地的关系,才让他盖的。还有人在邵坞的旁边,就是与邵坞相连的那个很窄的村子,做了个琴箫研究所,陈忱他们经常过去玩。我没有走进邵坞,他们走进了邵坞。

邓:我在雁荡山里住了两年,山中有它的好,也有它的难,甚至一念之间,它的好就会变成它的难,“归园田居”并不容易。您在邵坞的时候,有个房东叫玉兰。

成:应玉兰。今年春节她发短信给我,我给她回了一个电话,顺便问她丈夫怎么样,一问她就哭了,因为前不久她丈夫突然去世了。我估计是心脑血管的病,中风,当时没来得及送医院,就死掉了。后来她就出去,到宜兴的张泽桥,帮她姐姐带小孩,现在还在那里。她只有一个女儿,在合肥,已经工作了。我建议她在邵坞开个面馆,现在宜兴人、丁蜀镇的人都有汽车,他们一到周末就来爬那个“廿三湾”,爬到顶,那边就是浙江长兴了。爬“廿三湾”锻炼身体,好像是一种时尚,中午可以来面馆吃个饭,这样她就有些经济来源。我建议她做这个事情,但她有点胆小,没有做。

邓:我看《走进邵坞》,对她印象很深。社会上有很多很普通的人,走在路上,或者在某个地方遇到,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这个人也很好,但是呢,很快就消失掉了。有人把他记录下来,他就在那个世界定格了,那种好就一直都在。

成:我后来还去过一次邵坞,见到玉兰、胖大、年顺,我们在一起拍了照片。今年国庆节之前应玉兰搭便车来看我,半个小时就回去了。还有《俊辉,他是谁?》里的俊辉,带了他的夫人来拜访我。当年我认识他,十三岁,这一次来,他二十七岁,而且女儿都三岁了。人生就是一瞬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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